这是第一部讲述佛教在中国2000多年传承和发展的纪录片。那些历史上最经典的佛教圣地、那些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高僧大德、那些穿越千年至今依然震撼着我们的精彩瞬间，在这部纪录片里将一一呈现……
白马驮经：
在汉朝时佛教第一次传入中国，用了一匹白马驮经，建造了白马寺纪念这匹白马，所以有了白马驮经的传说。
当时间带着战争的硝烟，以及无数帝王将相、名流高士渐渐远去以后，在中国洛阳，在古老的邙山脚下，一个圣者的顽强足音，已经在洛河北岸绵延流淌了2000年。
集中了中国有佛教以来许许多多个“第一”的白马寺，传说其名字源于“永平求法”，源于“白马驮经”的故事。
今天，我们蓦然回首，却发现当年求来的竟是一种更加开阔的思维，而白马驮来的是我们祖先所未曾关注过的个人类彼岸的世界，是中华民族赖以繁衍传续的文化基石之一。
白马寺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佛教绝不仅仅是佛像、佛经、僧尼和寺庙，佛教其实就在每一个信仰者的一言一笑中，佛教就在你和我同样流淌的血液里。
《白马驮经》解说词
新的千年已经来临，当时间带着战争的硝烟以及无数帝王将相、名流高士渐渐远去以后，在中国洛阳，在古老的邙山脚下，一个来自朝圣者的顽强足音却已在洛河北岸绵延流淌了近两千年。
白马寺，是谁延续了这里千年不灭的香火？是谁成就了这中国佛教释源和祖庭的伟大传奇？
辰子备，请逐疫。
公元63年，东汉永平六年腊月初七，这一天，一场大傩正在东汉王朝第二位皇帝刘庄的南宫中进行。驱除疫鬼，消灾祈福，这种流传了上千年的仪式，此时已经成为这个刚刚从十多年战乱中安定下来的王朝一年一度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之一，然而大傩结束后的南宫依然灯火通明，洛河的流水虽然再一次带走了象征疫鬼的火把，却带不走汉明帝刘庄心中那份长久以来的不安。事实上，自当上太子的那一刻起，这种微妙的不安就从未远离过汉光武帝刘秀的这个儿子。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长“楼宇烈”）光武帝跟阴贵人可以说是贫贱之交，刘庄作为第四子能够继承皇位，这跟他的母亲受到光武的宠爱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历史上也有这样的说法——子以母贵。
大傩结束后不久，一个特殊的天文现象震动了东汉朝廷。永平七年正月初四，这一天紧靠着织女星窜出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了洛阳天际。十六天以后，刘庄最亲近的一个人——皇太后阴丽华驾崩了。这个打击令刘庄对上天充满了深深的恐惧。同时，贵为天子他也切身感受到了世事的无常，就在刘庄沉湎于生命的困惑中时，远在万里之外的西方，一种更加开放的智慧学说正在悄悄东传而来。
公元2005年11月1日，大和尚印乐法师的升座仪式在洛阳白马寺举行。来自中国各省、港澳台及欧美、东亚、南亚等地的佛教界人士和信众一万余人见证了这个中国佛教祖庭新一任方丈的诞生。
今天，尽管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白马寺究竟传承了多少代，尽管由于历史的变迁，白马寺最初的模样也早已踪迹难寻了，但是站在这被屡次毁坏，却又被重建起来的中华第一古刹，人们不能不心生感慨。在那个以儒学立国的时代，白马寺却奇迹般地在这古老国度的王城为西传而来的佛教赢得了一席之地，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因缘？
在今天白马寺西南几里之遥的洛河南岸，是东汉太学旧址。公元1962年，中国研究人员对这里进行了考古发掘。此后，著名西汉石经残片被大量发现出土，作为东汉太学生们学习儒家经典的范本，“熹平石经”共有大型石碑四十六块之多，它们在东汉灵帝四年由大学者蔡邕等人勘定、书写并刊刻，并立于太学门前，而此时儒学的神学化倾向已经由来已久了。
公元8年，外戚王莽篡权，西汉灭亡。政权的更迭，带来的不仅仅是数不清的动荡，同时汉武帝独尊儒术所确立的意识形态一元化局面也在慢慢瓦解。
（中国人大佛学教授“温金玉”）在这个时期人们对生命的感受，对无常的那种体验，需要人们更多地从心灵上精神上感受到更多的抚慰和安慰，但是儒学呢，孔子讲：谓之深、言之实，还有呢，“子不语怪力乱神”。他对死后的世界，他对死后价值的意义以及对人的终及关怀，他所给予的关注不够。
新莽政权在持续不断地分裂和战乱中，匆匆走远了它十七个年头。公元25年，河南南阳人刘秀重新统一中原，建立了东汉王朝。
新的王朝虽然仍在奉儒学为治国理念，但神仙方术日益盛行。尽管此时的儒学也早已走上了神学化的道路，然而以天人感应为核心内容的“谶纬之学”显然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对生命本身终极意义的探询了。
公元65年早春，汉明帝刘庄夜寐南宫，愰惚之中，他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从西方飘然而至，见他并不说话，只是在殿庭里飞绕着。刘庄看得入了神，正待开口问话，却一下子醒了。梦中的情景如此地神奇，它萦绕在刘庄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这个梦成了第二天刘庄和几个近臣之间的核心话题，有个大臣对刘庄说：“据臣所知，西方世界有位大神，名叫佛陀。形象与陛下梦中所见到的高大金人一模一样。”接着他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关于佛陀的故事，刘庄被深深地吸引了。煌煌如大汉者，怎么能缺少如此神通的大神；慕慕如寡人者，又怎能不聆听大神的教诲。很快，刘庄就派出使者前往西方拜求佛法，这一年是永平八年。
由于两汉之交，中原王朝国力的衰弱，原本已被西汉武帝远逐大漠以北的匈奴此时又重新控制了天山南麓的区域。
公元65年，当汉使西出玉门关，小心翼翼地躲开匈奴骑兵，踏上茫茫取经求法之路的时候，在遥远的西方，佛陀灭度已经五百多年。随着阿育王孔雀王朝的覆灭，整个印度半岛在分裂战争和外族入侵中，度过了两个多世纪。在复兴的婆罗门教的挤压下，大量佛教僧侣被迫离开了故土，把佛法带到印度南边的海岛以及印度北边的大月氏、龟兹、于阗等国。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两支同样怀着前途未卜心境的队伍，在今天阿富汗一带的大月氏不期而遇了。一边是一路西行，风尘仆仆的求法使者；一边是一路北上，游化宣教的高僧，这似乎不经意间的相逢，竟直接促成了世界两个伟大文明之间的一次巅峰对话。在此后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这次对话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影响之深之广，超出了人类的想象。
（中国人大佛学教授“温金玉”）这种双方的一种相聚，就体现了文化中的一个送跟迎，一种传入跟接纳的这么一种非常好的关系。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不仅仅是传道者的意志，而也是我们内地民众对佛教的一种需求。所以佛教的传入，可以说是给中国人精神的天空又增加了一个明亮的星辰。
有关这次历史性的相逢，正史没有详细的记载，也许正因为如此，给后人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
这件收藏在洛阳市博物馆的文物叫石辟邪，最初被安放在汉光武帝刘秀的陵园里镇墓。从它威猛而灵动姿态里，我们能清晰地感觉到一种古朴昂扬的气势，那是一种与秦皇汉武一脉相承的充满激情和斗志的气质。
洛阳，这座九朝古都，自东周时起，就被称为天下之中。今天洛阳市东北，距离市区 二十公里的地方，陇海铁路从东汉洛阳古城的遗迹上横穿而过。在今天看来，这堵历经一千多年雨雪风霜的夯土城墙显得荒草萋萋，但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作为东汉都城的洛阳，其规模其繁华远远超过了当时世界上任何其它的城市。
“增周旧，修洛邑。翩翩巍巍，显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这是《汉书》作者班固，在永平初年，用极尽铺陈的汉赋，对洛阳城发出的由衷赞叹。
公元67年，西行求法的汉使回到洛阳，他们不仅带回了佛经和佛陀的画像，随同到来的还有两位印度的高僧——摄摩腾、竺法兰。
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神奇的东方国度震旦吗？这就是佛陀在世时曾经提到过的那个礼仪之邦吗？或许从走近洛阳城门的那一刻起，两位高僧就打消了内心仅存的一丝顾虑，认定这里就是他们漂泊半生的归宿之地。
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摄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得到了汉明帝极高的礼遇，被安排在负责招待国宾的鸿胪寺居住。
又是一个春花烂漫的时节，公元68年一天清晨，洛阳的人们发现，西雍门外三里处正在大兴土木，好不热闹。原来，当刘庄得知两位高僧并不只是想在中土作短暂停留，而是要长住洛阳传教弘法时，他决定在洛阳城西为高僧修建一处清修之所。
从此，在中土大地洛河之滨邙山脚下，便回响起佛陀智慧的声音，绵延传续，诵唱不绝。
从此，在中华文化古老的殿堂里，又增加了一个全新的重要符号，僧人的清修之所——寺。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长“楼宇烈”）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名字。到汉代，三公住府，九卿住寺。九卿里面呢，就包括专门接待外宾的一个官，叫鸿胪。那么，鸿胪所在的地方就叫做鸿胪寺。摄摩腾、竺法兰两个人来了，当时就安排在鸿胪寺住，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么老是长期住鸿胪寺也不合适，所以专门给他们盖了一个庙，那么也就沿用了寺这个名字。
（河南洛阳白马寺汉魏故域文物管理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徐金星”）白马寺这个名字的由来，一个就是说汉明帝派人取经，然后用白马把佛经佛像驮回洛阳。为了纪念白马驮经，所以取名白马，这是最流行的一种说法。也还有一种说法，也就是说，白马寺原来叫朝题寺，后来由于皇帝要毁坏这个寺院，他夜间看到一匹白马绕着这个佛寺奔腾咆哮，皇帝兴致淋漓，然后就改朝题寺为白马寺。
其实白马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概念，白马是佛教话语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符号。传说，悉达多王子在逾城出家时，所乘坐骑就是一匹白马。一千余年后，当大唐高僧玄奘西行取经时，传说中骑的也是一匹白马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长—楼宇烈）因为白它可以代表所有的色。在战国时期，合众家主张联盟，那么怎么样来结盟呢，结盟要以歃血为盟，那么这个歃血歃什么呢，就是刑白马。如果推衍一下的话，白马不仅仅是一个驮马这样的象征，同时也表示了中印文化之间的联盟或者结盟。
公元2006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白马寺山门大开。一个持续了半个月的名叫“万佛刹”的祈福法会此时已进入高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正月十五称元宵节、上元节，又叫燃灯节，其来历正是东汉明帝敕令正月十五佛主神奠之日，全国燃灯以表佛法大明，而那时白马寺作为佛教文化跟中国本土文化相交相融的第一个传奇，才刚刚开了一个头。
释源沧桑：
《释源沧桑》解说词
闻钟声，烦恼清，智慧长，菩提增。
当寒星还寥落地在天边闪亮时，僧人们的早课就如期开始了，日复一日，这些以原始梵语发音的密语，一如它们最初来到中土时那样，饱含佛陀从容的智慧，而释源白马寺却在中国佛教两千年的发展与变化中，经历了太多人世的沧桑。
公元190年，内乱丛生的东汉王朝到了它最后的关头。这一年，独揽朝政的太尉董卓，在反对势力兵临城下时，断然胁持皇室迁都长安。临行时，董卓还驱迫京蓟百万人口西迁，并下令把洛阳城周二百里以内的宫室、房屋全部烧毁。在经月不息的大火中，白马寺连同洛阳这座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一起不复存在。
冯汉治、左逵、王少，尹宜，没人知道这些工匠的后人是否躲过了这场劫难。惟有他们的名字，至今仍深深镌刻在白马寺山门的券石上，昭示着佛光初照时这里曾经的辉煌。
在对东汉白马寺遗迹的探寻中，距离寺庙仅 一千五百米的一个巨大的方型台基吸引了我们的视线。公元1979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发掘出著名的北魏永宁寺遗址，并不宽阔的长型院落，位于寺院中央的九层巨型木塔，永宁寺的布局跟今天常见的佛教寺庙是如此的不同，那么建于公元516年的这座北魏皇家寺庙同比它早四百多年的洛阳白马寺究竟有着怎么的关联呢？
(河南洛阳白马寺汉魏故域文物管理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徐金星”)永宁寺它的建筑中间是佛塔，佛塔的后边有一个大殿，塔殿并重，已经形成这样一个局面。白马寺，东汉后期有些寺院的记载大致就是这样子，中间有个很壮观的佛塔，然后广大信徒就是围着佛塔理佛。最初白马寺就应当是这个样子。
在这本《魏书》的释老志中，我们找到了这么一段话，可能是目前所知关于东汉洛阳白马寺最早的记载。“自洛阳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以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袭，谓之浮图或云佛图。”看来当年佛教初到中土时，白马寺驮来的不仅仅是佛经和佛陀的画像。印度原始佛教造塔供奉佛经，僧徒以塔为寺，绕塔修行的礼佛仪轨也同时传到了洛阳。
（中国人大佛学教授“温金玉”）白马寺是皇家所建立的，佛教从初传，它就已经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视野，那么白马寺的确立，恰恰是佛教在中土大地、中原大地它立足生根的象征性的一个表征。有了这个寺院，就有法的存在，有了这个寺院就有了高僧的存在，有了这座寺院以后，又会有佛教许多弘法利生的展开。
这尊高九十七厘米的铜制镀金佛像，名叫中华古佛。相传，中华古佛最早被供奉在东汉洛阳白马寺，其原件只有拇指大小，现藏泰国博物馆。公元1995年4月6日，一百四十三名泰国僧人在副僧王“柏探玛拉差努哇”的率领下，护送一尊经放大复制并开光的中华古佛重回洛阳。中华古佛始塑于佛教造像刚刚兴起的东汉晚期。今天它经西域传入南亚的具体过程虽已无据可考，但其辗转流袭的故事正如一个符号承载着洛阳白马寺横跨千载的历史变迁。
从公元二世纪末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更长的纷乱动荡时期。董卓火烧洛阳，白马寺的劫难才刚刚开始。在此后三百余年中，白马寺曾两次被重建，尔后又三次随同洛阳城淹没在战火之中。
公元547年，一位名叫杨衒之的官员，因公干来到城廓崩毁庙塔丘墟的洛阳城，在他的游记名篇《洛阳伽蓝记》中，这位北魏抚军府司马这样描述当时的白马寺，“寺上经函至今犹在，常烧香供养之，经函时放光明，耀于堂宇，是以道俗礼敬之，如养真容。”
隋唐两代，由于佛教大昌，传说白马寺一度也达到建寺以来最鼎盛的阶段，但终究又再毁于唐末战乱，从此元气大伤。
直到公元1555年，明朝大太监黄锦主持重修白马寺，洛河北岸才又重现“宝刹高标倚太清”的庄严景象。嘉靖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的这次重修，基本奠定了白马寺今天的格局。
（河南洛阳白马寺汉魏故域文物管理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徐金星”）中国的寺院发展到明代，大致都是宫廷式的格局，有一条中轴线，中轴线上有几座大殿，旁边有些辅助的建筑、僧房之类。黄锦在明代重修的时候，大致就是按照这样子的。
今天的白马寺，早已不是佛教初传时，以塔为寺的模样。这条据说从东汉时起就不曾改变过的中轴线，如今至南向北依次连接着五重大殿：天王殿的四天天王；大佛殿的释迦三圣；大雄殿的横三世佛；接引殿的西方三圣；毗卢阁的华严三圣。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今天的白马寺都堪称唐宋以来，中国佛教的一个典型的寺庙。然而极为特别的是，在白马寺山门东西两侧的院内，有建于明代的摄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的坟茔。这种高僧葬于寺内的罕见特例，彰显着后人对这两位中国佛教祖师深深地敬意，足以震撼每个人拜谒者的心灵。在这部《大藏经》中的《高僧传》的第一和第二条是这样记载的“摄摩腾本中天竺人，善风仪，解大小乘经，常游化为任。竺法兰亦中天竺人，自言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
今天我们已无法确切考证摄摩腾和竺法兰生卒的具体年代，他们到达洛阳后所译的佛经大多也失传了，然而这部由四十二个短小段落所组成的《四十二章经》却一直流传了下来。它作为第一部汉文佛教经典，光照着中国佛教两千年的风雨历程。
（中国人大佛学教授“温金玉”）佛教初传期，整个初期的主要工作就是译经，就是说把梵文的或是巴厘文的或者是西域的语言翻译到中土来，让汉地的、内地的、中原大地的民众他们能看得懂，听得明白，读得进去。
在摄摩腾、竺法兰之后，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洛阳译经，其中来自安西国的安世高和来自月氏国的支娄迦谶是最为著名也是最有成就的。在公元68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共有一百九十二部合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白马寺译出。这里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
（中国人大佛学教授“温金玉”）洛阳当时是作为整个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在这个中心里面所做的最中心的工作就是译经，所以我们看到以后不管是鸠摩罗什的译经也罢，不管是唐玄奘的译经也罢，白马寺的译经是这一切的滥觞，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作用。
据史料记载，《四十二章经》译成后，收藏于兼有皇家图书馆和皇家档案馆功能的兰台石室的第十四间，这个细节说明了汉明帝刘庄对《四十二章经》的珍视程度，同时也反映出佛教初传中土时，主要是作为一种皇家秘学被接纳的。事实上，东汉时期虽然已经有修习佛学的中土贵族，但是出家则是被当时的王法所严格禁止的。
公元250年，又有一位印度高僧来到白马寺，他的名字叫昙柯迦罗。此时，中土的国号已经由东汉改成魏，而佛教也从深宫走进了市井民间。在洛阳的街市上，昙柯迦罗亲眼目睹了中土人士对佛教的热诚，但同时他也发现百姓们竟当街用牺牲祭祀佛祖，全然不知礼佛应有的仪轨。精通戒律的昙柯迦罗被这一幕深深触动了。此后，在白马寺昙柯迦罗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教戒律《僧祗戒心》。同一时期，安西国僧人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了规范僧团组织生活的《昙无德羯磨》。至此，戒律和僧团组织章程都已齐备，一条中土有缘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铺就了。
公元260年，一场特殊的宗教仪式在白马寺举行。这是一个注定要深深印刻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事件。这一天，朱士行依《羯磨法》登上戒坛，长跪于佛祖面前。这一天，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老传统被打破。这一天，在白马寺，诞生了中国汉地第一位正式受过比丘戒的出家人。朱士行，这位少怀远悟、气韵明烈的河南颖川人，受戒前就已在洛阳讲授般若学。由于深感前人的译本义理不全，就在受戒这一年，他发愿远涉流沙，西行求法。二十二年后，直到公元282年，朱士行终于在于阗求得梵文大本《般若》，由他的弟子带回中原，译成汉文《放光般若经》，而朱士行自己则在八十二岁时圆寂他乡，终生未能重回洛阳。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长“楼宇烈”）朱士行是一个标志性人物，因为他作为第一个受戒的汉地的出家人，他又是第一个西行去求法的，第一个从宫廷的信仰延伸到民间，对佛教普及和深入到民间，我想有很大的作用的。所以经过魏、三国以后，到了东晋的时候，佛教完全渗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去了，而且是跟中国文化有了很好的结合，成了中国文化有机的组成部分，以至于后人根本就不把它看成是一种外来的文化，像中国的本土文化一样来看待它。
佛家有所谓的三宝，佛陀是佛宝，佛所说的法是法宝，佛的出家弟子的团体是僧宝。随着佛陀造像的大量出现，佛经的大量翻译以及中土出家人团体的诞生，可以说三宝初具，佛教在中土扎下了它最初的根基，也开始了与中国文化最初的融合。
佛教在中国扎根传播最初的二百年，整个过程都与白马寺息息相关。这里是中国第一次西天求法的产物；这里是最早来中国传教弘法的僧人居所；这里是中国第一译经道场；这里诞生了第一部中文佛经和中文戒律；这里是中国第一座传戒道场，并标志性地产生了第一个中国汉地僧人。
白马寺是与中国佛教许许多多个第一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它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佛教的释源和祖庭。